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

　　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求生是人的本能。

　　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

　　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

　　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

　　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

　　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

　　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

　　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

　　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

　　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

　　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

　　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汊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

　　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

　　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

　　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兵拉去烧饭了。

　　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

　　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

　　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

　　其他四十几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

　　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

　　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

　　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

　　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

　　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

　　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述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访问记】他出席过国际法庭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

　　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

　　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

　　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

　　“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

　　我递过介绍信。

　　“在里面，请。

　　我是他的儿子。

　　”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

　　屋里很暗。

　　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

　　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