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

　　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

　　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

　　机枪在大门两边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

　　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

　　过了十多分钟，枪响了。

　　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

　　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

　　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

　　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

　　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

　　江汊子有四丈多宽。

　　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

　　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

　　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就来回开动几下，把尸体冲走。

　　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

　　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

　　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他们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

　　我躲到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

　　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

　　后来来了几个哨兵。

　　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

　　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

　　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

　　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

　　我不敢动，更不敢哼。

　　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兵抓了人来挖坑埋死人。

　　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

　　”这个人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

　　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

　　”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

　　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能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

　　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

　　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

　　”他哭得很伤心。

　　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

　　伤了筋，天一变就疼。

　　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

　　（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