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碰上三个日本兵。

　　他们把我带到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

　　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

　　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

　　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

　　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约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

　　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

　　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

　　身子动不了。

　　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

　　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那是个军人。

　　他说：“没有。

　　”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

　　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

　　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

　　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里面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时走到热河路。

　　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

　　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

　　问我：“干什么的？”我说：“老百姓。

　　”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

　　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

　　”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

　　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没有。

　　”我心慌了。

　　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本，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

　　他们穿着大皮靴在前面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

　　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

　　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

　　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

　　”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

　　”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

　　”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幸存者说——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

　　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从头讲？好。

　　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

　　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