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

　　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

　　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

　　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

　　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

　　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

　　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

　　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

　　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

　　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

　　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

　　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

　　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

　　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

　　《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

　　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

　　但我们都看到了。

　　”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

　　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

　　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

　　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不去，当场一枪。

　　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

　　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