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

　　孩子点点头。

　　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

　　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年仅五十五岁的明尼?沃特琳在美国印地安那州自杀了，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

　　在遗书里，她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世：“与其因精神错乱而痛苦，不如死去更轻松。

　　”这位坚强的女性在浩劫期间保护了不计其数的中国妇女，但身为一个弱女子的她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更多女性在她面前被拖走、强奸、杀戮。

　　她曾在日记中写道：“这种重担，我不知道还能承担多久，真是可怕得难以形容。

　　”但她在选择离开人世的那一年，仍然对朋友们表示：“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

　　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

　　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已撤退了。

　　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

　　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

　　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

　　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

　　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

　　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

　　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

　　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住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

　　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

　　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

　　挑水是要冒险的，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

　　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

　　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

　　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

　　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

　　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

　　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四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

　　他组织人在地下打了一个大洞，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

　　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诉下面的人不要出声。

　　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

　　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

　　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拴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