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

　　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

　　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

　　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

　　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

　　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

　　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

　　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

　　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英国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在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

　　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

　　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别处。

　　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

　　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为了人道大胖子拉贝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

　　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

　　有的士兵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拉贝第一个迎上去：“Hello！”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

　　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拉贝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

　　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

　　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

　　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

　　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给予掩埋烧毁，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偏偏他们又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一屋子的枪。

　　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

　　费吴生后悔极了。

　　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

　　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