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枪响，几千人哄的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

　　江边没有船。

　　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我不能当俘虏！”他挣扎着。

　　正在这危急关头，孔副官和特务排的张排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敌机炸毁的船板，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推着陈颐鼎抱住木板，穿着黄呢子服的将官泡在江水中喊着：“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

　　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

　　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

　　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

　　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

　　有的人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

　　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

　　淹死的和被日军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做风帆站在上面。

　　卫士向他高喊：“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

　　他手脚都麻木了。

　　江上的西北风吹得他浑身瑟瑟发抖。

　　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

　　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

　　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

　　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

　　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

　　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

　　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

　　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他的几个士兵。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

　　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

　　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

　　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

　　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

　　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

　　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

　　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